但是，当"现代"与"性"相连的时候，它就承载了一定的价值，它是对前现代的颠覆。
考虑到全国法院、检察院干警目前平均40％左右的大学本科学历水平，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程对司法官的职业化改造要求，降低司考门槛的说法真的应该慎之又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对延缓之说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就基本的共同点看都是：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组织这样的培训，时间很短，重在知识更新，等等。如果做课题调研，我们甚至可以非常合理地预设：中国政府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存在严重的缺编不缺人、缺人不缺编的问题。道德评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他的评价，追求的是有利于他人和群体，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并在此前提下定位自我利益的实现。有不少学者批评不久前通过的《公务员法》，认为它对法官的职业特性缺乏应有的关照，但是，它却真实地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识水平。因为正如上面所述，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尽管其职业能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法官为民众谋福祉、为社会担道义的高尚职业精神相结合，法官职业才可能与社会大众具有亲和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中求得充分的身份和物质保障，并在司法独立的意义上获得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大众所的尊宠的职业声望。
基于这种指向，既然已经完成了寻找和概括职业道德准则的任务，余下的工作自然是宣传和讲授这些准则了。比较说来，美国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则没有这样的直通车，而且似乎也没有这种环环相扣的法官培养体制。这表明法官的现代性意识在增强。
从经验来看，学习外来法律不乏成功的先例。这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公共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渠道。大而言之，我国的法律许多是权力意志的产物，权力主体不高兴，需要的法律不能出台，而权力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就会出台什么样的法律。在1979年以前，我国没有民刑等基本的法律。
[15]参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8]［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以下。
他自己就将内在道德的一项——法律不得自相矛盾——称为"一项绝对命令"，因为如果被称为法律的东西"呈现为一系列散乱的、毫无章法地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公民便无法根据法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工具合理性是指法律作为手段本身是合理的，例如，什么样的法律能够有效地达致和谐的目标，大量的死刑是不是合适的达致巩固统治的目的等等。[26]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注重手段而忘记了目的，以至于将手段当作了目的，更甚者以手段(社会主义)排斥目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这就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在立法领域法律的不统一还不够严重的话，那么，它的后果通过执法与司法得以放大。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21]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一个县委书记公然质问人大代表：是宪法大还是县委大？在他的眼里，县委（其实就是他自己）无疑是大于宪法的。一是法律在全球性的事务中发挥其作用，这是前现代的法律所不具备的，前现代的法律都是某一人类团体的：家庭、部落或者国家，它不可能是全球的，不可能在全球性的事务中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也是清楚明晰的。……即使我们仅想关注美国特定的一种宗教文化，甚或是一个特定教堂的文化，我们都必须把每个部分，以及它同系统内其他部分的互动情况考虑在内。
它的成长会使现代法律被转换为地方实践时，既保持了现代法治主义的精神，又弘扬和彰显了区域法治的特色。这是从立法层面而言，也是从制度文化这一层面而言。
同理，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也是整体性和区域性文化统一的结果。但法律的实施，法治的实现，一定是在每一个具体区域的实施或实现，这就造成了法治或法治文化的区域性。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2011年5月，中山市石岐区某经联社出让了一块土地使用权，男性股东可以每人分得8万元，但外嫁女[1]股东却只能每人分得4000元，这引起外嫁女股东的极大不满。第三，区域法治文化的发展方法，是在文化冲突基础上必然形成的文化整合。（三）区域内部：作用与反作用 在一个区域内部，区域法治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历史、传统、习俗等各个要素都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第三，尽管区域内的村规民约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在现代法治主义和法律文明日益强盛、法治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区域内的法治文化总体上还是呈现出健康的发展方向，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外嫁女最终成功讨回分红款就是明证。与这两种思路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区域法治文化的当代发展问题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也同时剖析了以上两种思路的不科学，并且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国内诸多学科领域对法律多元、文化多元的研究也已经兴起，如2006年8月2日至3日，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承办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十九届年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隆重召开，其主题就是多元的法律文化，会议论文集随后出版，成果就是何勤华主编：《多元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6]而这种差异、冲突与矛盾，使区域法治文化呈现出多元、混合的面相。
由此可见，外嫁女权益纠纷不是一个简单、单一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跨越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统一法治这两大论题，极具复杂性、混合性、多元性的社会问题。第二，与道德比起来，法律具有更为确定的结构。
[48] 司法过程中对不同区域法治文化的整合，实践中已有多处例证。[14]这一定义表明了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法律制定之良好，二是法律实施之良好。第四次是清代，发源于白山黑水的满洲族采用参汉酌金的立法策略。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27] 卢克·拉斯特进而提出，寻找各个要素、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就是整体观。[9] 有学者认为，区域文化（Area Culture）是类型文化在空间地域中的凝聚和固定，是研究文化原生形态和发展过程的，以空间地域为前提的文化分布。
不少人类学者认为，透过文化特质在区域性空间的分布，可以将某些相同的文化特质归纳出所谓的文化区或文化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法治文化有差别。
法律即文化或文化即法律。[12] 法治文化、法律文化都是文化的一个分支。
首先，在现代社会，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阶段，秦并六国，推行统一法度，结束了战国时期区域文化各异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全国。这就为村民通过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进行自我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
新法律的出台、新的司法判决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区域内原来的文化，并形成新的文化。[24]中国历史上有四次较大的区域法治文化之互动与合成。
但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是不一样的，法律文化在价值判断上是中性的，它强调的是历史和传统，而法治文化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它强调的是当下和变革。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长期的碰撞融合、互动更迭。
像语言一样，它作为一组符号而存在，借此文化模式得以传递。[29]直到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款和第3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才开始以行政诉讼的方式，受理外嫁女权益纠纷。